熊丙奇：不要把教育作为就业的“调节器”

　　近年来，不时有学者、专家，提出缩短学制的建议。有的建议缩短小学学制一年，有的建议分别缩短初中、高中学制一年，还有的建议本科缩短一年，研究生可缩短一年。这些缩短学制的建议，还大多比较比较“保守”，没有从小学到研究生都缩短一年的建议。如果全学段都分别缩短一年，那基础教育可以压缩到9年完成，读完本科只需12年，也就是18岁大学本科都毕业了。

　　那么，一会儿缩短小学学制，一会儿缩短高中、大学的学制，有什么科学的依据吗?学制是可以随意拉长或缩短的吗?在笔者看来，基于就业考量的学制拉长或者缩短，都是不足取的。发展教育必须遵守教育的基本规律，要给受教育者完整的教育，保障整体教育的质量，这是改善整体就业环境，促进社会、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。

　　当前，我国存在变相拉长学制，以应对就业困难的现象。这就是高职毕业后发展“专升本”，继续读两年本科，延缓高职毕业生晚两年就业;本科毕业后发展硕士研究生教育，让本科毕业生继续读两到三年研究生，延缓本科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两到三年。如果这种延缓，会提高受教育者的质量，那还可一举两得，但从具体现实看，这是以稀释教育资源、降低教育质量为代价延缓，导致“学历贬值”和“学历高消费”问题。

　　我国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?很多人认为是大学毕业生太多，而最根本的原因，是人才培养质量不高。2019年，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.6%，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。而同年，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3.9%。众所周知，服务业是容纳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产业，为何很多大学毕业生选择北上广就业，是因为北上广的服务业发达，2019年，北京市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7.8%。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2.7%。

　　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，服务业增加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超过70%。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，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超过一半，根本原因是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，进入社会，无法做出创新贡献，推进产业结构发生质的变化。未能形成“高质量的毕业生创业就业，推进服务业快速发展，创造更多人才需求，推进高等教育发展”的良性循环，而是大学毕业生创新能力缺乏、学历贬值、就业降级、用人单位学历高消费以前高中生就可完成的工作，变为招聘大学生完成，而大学生所做的工作和以前高中生并没有什么差别。

　　最近几年来，由于生育率下降，不少学者对我国未来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表示忧虑。很显然，以缩短学制来解决劳动力的数量问题，就是和当前延缓就业时间应对就业难有着同样逻辑的办法。这都没有考虑教育本身的规律和质量要求，是用教育来解决功利的就业问题、社会问题。而这很难行得通。

　　缩短学制能保障学生的培养质量吗?这很难说。有人说，当前初中、高中都有一年时间用来准备中考、高考，完全可以压缩一年，然而，如果压缩到两年，抢跑道、应试化的学习，可能还会用半年时间来专门准备考试，而且，学生发展其他能力和素质的时间、空间会大大压缩。不去治理应试教育问题，却沿着应试教育思路，缩短学制，这会给学生更大的成长压力，导致整体教育质量下降。要知道，进入新时代，我国需要的是高素质的人才，而非人头、人手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不消除社会存在的学历情结、学历歧视，缩短学制会更进一步增加全社会“快出人才”的焦虑，这会进一步抑制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。要提高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，必须降低育儿成本，缓解育儿焦虑，而不是背道而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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